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邢理建:员工遭“封闭管理”的代价
2010-5-20  字体 

  5月14日晚间央视“新闻1+1”锁定富士康的“八连跳”,在该节目结束22分钟后,“第九跳”又在富士康发生,坠楼员工姓梁,21岁安徽人,在厂工龄18个月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  今年前4个半月内,富士康相继有9名员工选择了自杀,其中只有2名员工经抢救保住了性命。自杀者中年龄最大的27岁,其余8人年龄在17-22岁之间,入康士康工作时间最长的是18个月,最短的才20余天。

  富士康系国内也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,光在中国境内,富士康员工数量就超80万人。作为一家超级外企,富士康的经营与管理始终蒙有一层神秘面纱。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0年间,它的某些“不够厚道”不时被搬上国内外媒体曝光,久而久之,凡人们谈及企业社会责任和“血汗工厂”,马上会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富士康。而本次“九连跳”事件被舆论关注时间之长,富士康管理层所面临的巨大舆论压力前所未有。

  据富士康提供的自辩材料,9名自杀员工,自杀原因复杂,但均可排除所谓工作压力和薪酬原因。按常理推断,当一家企业持续多年被舆论盯上后,其劳动薪酬管理大致要说得过去,不大可能再普遍地做出“太出格”的事情。因此,姑且相信富士康的自辩大致是靠谱的。

  既然可大体排除富士康的“不仁不义”或问题不那么严重,那么连续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又该作何解释?众说纷纭中,笔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,这是国内大型和超大型代工企业普遍对员工实施“封闭管理”的必然代价。

  富士康对员工实行“包住”制度,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内安排10名员工居住,这个安排是否过于拥挤还在其次,关键的、很难为外人深入一步计较的一个“绝招”是,同宿舍的10个员工来自十个不同的车间或部门,彼此互不熟悉,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联,于是就很难作彼此的情感交流。

  宿舍原本是个“小社会”,是个情感交流与倾诉场所,同宿舍员工在利益上彼此不相关,情感上就很难互相了(理)解,业余生活则很难互相关照。而80后与90后员工,又相对普遍地具有以“自我为中心”的“自闭情结”,恰恰进一步放大了同宿舍员工彼此的互不来往(理会)倾向。这在客观上导致某个室友在情绪失衡时,因为找不到倾诉对象而进一步自闭,如此“内生性自闭”与宿舍安排上人为生成的“外部性自闭”互相叠加,久而久之,那些心理特别脆弱的室友受某件事情的突然打击或刺激,就很有可能走向极端……40年前,笔者经历过“上山下乡”,集体宿舍或和谐或冷漠的环境对人情绪的“摧残力”和“杀伤力”至今未曾忘记。

  总体而言,包括富士康在内,国内代工企业因技术含量有限而利润率不高,企业运作通常须以“低收入、低福利、超时加班加点”作为基本前提,又由于代工企业普遍采用流水线生产,某一个点上出现问题,势必祸及整条流水线的运营,而且,一条流水线出问题又可能“感染”其他流水线,并最终影响企业的生产和利润。简述了这些道理,再体味富士康在宿舍安排上的“外部性自闭”,显然这是富士康管理层的精心算计,因为同宿舍员工的互不关联决定着整幢宿舍楼员工的互不关联,推而广之,整个企业员工的互不关联性已在不为常人所察的状况下悄然形成。以此再作进一步的逻辑分析,五指分开没有力量,五指并拢才有力量。互不关联的员工不可能形成统一的诉求,当合法利益受损或遭到侵蚀时,就不可能形成“集体的声音”。这恰恰是大型以上的代工企业管理层普遍希望达到的一种管理效果,捡轻的说,它进一步强化了资方话话权的说一不二,究其本质——在资方眼里,它极大地保障了企业内部的“安定和稳定”。

  所以,如遏制房价一样遏制大型代工企业员工无奈的自杀事件,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强劳动执法的难题,而具有更复杂更深刻的企业、社会、时代背景,政府的劳动执法不能光停留于是否超时加班,是否克扣工钱等,还须从权利层面向权益层面延伸,从工作层面向生活层面延伸,当务之急是延伸至宿舍的安排……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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